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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的几点认识——兼谈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6-06-21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把它载入党章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又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是十八大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亮点,是大会的最大历史性贡献。

党的十八大强调指出“科学发展观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把它载入党章作为党的“行动指南”,从而进一步确立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又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是十八大的一个突出特点和亮点,是大会的最大历史性贡献。

1、党在指导思想上一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根本准绳,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指南三个概念是指同一内容

一个政党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实质是信仰和奉行什么主义、以什么样的理论学说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准则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它的指导思想,只是有不同的性质、内容或表述罢了。《共产党宣言》写道:“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这实际上已说明了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的科学性、自觉性和显明性。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的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我们党从建立时起,九十多年来在指导思想上是一以贯之地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绝不动摇的,这就是信仰和奉行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根本准绳。

但是在提法上,存在着三个概念,即: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指南。比如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基础的党”;在1954年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又宣告:“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党章中,七大的提法是“一切工作的指针”,从十二大到十八大的提法是“行动指南”;而在历次大会的报告中,通常是提“指导思想”或与“行动指南”并提。于此可见,理论基础,指导思想,行动指南,三个概念只是表述上的差异,其内容完全相同,都说的是我们党信仰和奉行的主义,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准绳。

2、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共产党的性质特征,决定了在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是党的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和一种常态

党的基本理论以至一切理论,都是与时俱进的。而党的理论的与时俱进,首先或首要的是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这种与时俱进是题中应有之义,是一种常态。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为什么呢?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两个原因决定的:

其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源于千百万人民的实践,因实践的需要和呼唤而产生,又指导实践,以指引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推进为己任。而实践是不断发展,永无止境的,理论当然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且站在实践的前头方能起到指南针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还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这些话,已经把党的理论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必然性,说得非常清楚和透彻了。

其二,是共产党的性质和特征。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共产党,它的先进性首先表现在理论上的先进性。共产党肩负着带领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历史使命,为此必须有高度的理论自觉,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有宽广的理论视野,有科学的理论思维,有深邃的理论眼光。而这一切,最终取决于党不断实现理论创新,特别是取决于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党需要针对国家和社会每个发展阶段提出的时代课题,从理论上作出正确回答,从中形成新的理论成果,于是就在指导思想中增添了新的内容。党之所以能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充满勃勃生机,就在于党在理论上、指导思想上具有创造性,永不停滞,永不僵化。

 3、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行动指南,是建党以来两大历史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两次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建立以来一直面临的永恒性历史课题。从一定意义上说,九十多年来党的全部工作,归根结底都是在做“结合”这篇大文章。党的失败和胜利,后退和前进,缩小和扩大,发展和巩固,都不能不联系于“结合”的大文章怎么做和做得怎么样。

我们党在这个“结合”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

第一次飞跃,也就是第一次“结合”,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在这次飞跃中,形成了党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刘少奇在七大上作的《论党》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七大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道,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写在党的旗帜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一次与时俱进。毛泽东思想系统回答的,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问题;新中国建立后,又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总起来说,就是党章中所写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二次飞跃,也就是第二次“结合”,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和研究国际经验与世界形势的基础上,找到了一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在这次飞跃中,形成了党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十七大指出:“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据此,十七大又把这一理论体系写在党的旗帜上,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第二次与时俱进。

4、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作为行动指南,是改革开放时期党的指导思想的三次与时俱进

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这两次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是应对建党以来九十多年划分为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两大历史时期,以及先后发生的两次飞跃而言的。如果将社会主义时期即第二次飞跃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再加以细分,那么党的指导思想体现了三次与时俱进。

第一次与时俱进,是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邓小平理论大体形成于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90年代初的十四年间。这一理论首次用独创性的思想、观点,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十四大把它称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提出了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初步确立了它对党的全部工作的指导地位。十五大把这一理论正式命名为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作为党的行动指南载入党章,写在党的旗帜上,从而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第二次与时俱进,是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大体形成于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新世纪初的十三年间。它是在邓小平理论基础上,对什么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在初级阶段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进一步回答,特别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的创造性回答。它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十六大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载入党章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写在党的旗帜上,从而又一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第三次与时俱进,是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科学发展观大体形成于从十六届三中全会到十七大的五年间。它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开辟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新成果,是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的强大思想武器。十七大已经把它当作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称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十八大在此基础上,进而把它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道,作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并确立为党的行动指南载入党章,写在党的旗帜上,从而再次实现了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确切地说是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三大理论创新。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物,都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都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它们前后相继,有机统一,构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新的科学概念,是十七大提出来的。它把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三大理论创新成果予以整合、集中、提炼,作出简洁、鲜明、确切的高度概括,指明了在新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途径,规范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表述方式,还可以包容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正确理论观点,吸纳今后党的一切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显示了在党的指导思想上定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而不断与时俱进的客观趋势,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对应,丰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内涵。

5、科学发展观涉及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理论基础,用它来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可以分为若干层次

当年科学发展观甫一提出,就得到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的广泛认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推进,这种认同度愈来愈高。大家认识到从世界潮流和走向看,奉行新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是当今世界在发展问题上的大趋势;从我国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切胜利和挫折、成功和失败,都与是否实行科学的发展紧密关联;从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现实状况看,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无不得益于贯彻落实了科学发展观,当前存在的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也无不有赖于切实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惟其如此,十八大把科学发展观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是顺理成章,逻辑使然。

几年来,阐述科学发展观历史地位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计。这里只是着重讲几点看法,权作拾遗补阙。

第一点,科学发展观非常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大、十八大报告都指出“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这一界定甚是确切。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内核?列宁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回答说:“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那么什么是辩证法?用恩格斯的话来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用列宁的话来说,辩证法“即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这一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涉及的正是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属于最深最高层次的马克思主义范畴。如果再往深处思考,一定意义上还可以说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发展观,它归根到底是研究和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就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的发展。”可见,把握了科学发展观,也就把握了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和真谛。这就是科学发展观的重大理论价值和指导意义之所在。

第二点,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党和国家全部工作可以分为几个层次。宏观的层次,是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布局,使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同时还有党的建设)统筹协调,整体推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辩证关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三个支点、三个带根本性的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依照了总布局,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是科学发展观在最高层面上的贯彻落实,是最重要最根本的科学发展。中观的层次,是五大建设(以及党的建设)中和改革、发展、稳定中,都各有自身的一系列重要矛盾关系需要运用科学发展观予以辩证地对待和解决,切忌畸轻畸重,顾此失彼。微观的层次,是一切部门、单位的一切具体工作,也要防止以偏概全,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力求全面安排,有序开展。

第三点,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邓小平说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话没有错,没有过时,因为发展问题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问题,解决中国一切问题归根到底要靠发展,这是个大前提。但发展应当是科学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是合乎规律的发展,循轨有序的发展,合理生效的发展,真正惠及十三亿人民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不起来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发展起来了又会带来更多的新问题,更应当坚持科学地发展。于此可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科学发展更是硬道理。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说“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没有单纯强调发展的意思。他的一系列关于“两手抓”的思想,把讲发展速度与讲效益讲质量相统一的思想,其实就是科学发展的思想,只是没有明确提出“科学发展”的概念而已。马克思指出:“理论的概念必须要由大规模积累的实际经验来完成。”恩格斯也说过:“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邓小平的认识同样受实际经验和时代条件的局限,这丝毫不足为怪。所以如果把“发展才是硬道理”理解为不讲科学的发展,那是一种误解;如果认为邓小平理论中没有科学发展观的概念是个缺陷,那是苛求于前人了。

6、“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指明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总体系的关系,要防止把它们割裂开来或相互对立起来

十七大已经指出、十八大又重申:科学发展观,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这一论断同样极其重要,指明了科学发展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和关系,揭示了它的科学性的基础和根据。

一脉相承就是坚持和继承,与时俱进就是创新和发展。创新和发展当然是“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宗”即“脉”,也就是马克思主义。

既为科学理论,定是自成体系。科学发展观也是如此,它是由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以及一系列范畴、概念、论断构成的理论体系。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需作如下的一些分析:

如果就最宏观的角度而言,科学理论体系是指马克思主义。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这是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但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马克思主义是广义的,即不仅是指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还有这个体系的共同创立者恩格斯的巨大理论贡献,马、恩后继者们特别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和社会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观点和学说而形成的理论成果,即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并且将引入我们党和一切马克思主义者今后提出和创立的科学的思想、观点、学说、理论等等。所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按性质来说都姓“马”,都归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大范畴、大框架、大系统,都是这个大范畴大框架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讲“科学理论体系”,可以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总体系”。科学发展观就是属于这个“总体系”的,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科学发展观之所以为“科学理论”,根本缘由即在于此。

这就要求我们把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所有这些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作为一个整体,看作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统一的理论体系,防止对它们进行肢解、割裂,更不能把它们相互对立起来。事实上,多年来在一部分人特别是在学界中,同时存在着两种偏向:一种偏向是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党的创新理论,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游离和逾越,贬低马克思主义,似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不管用了才创造出这些新理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是不实事求是、不可被接受的。毛泽东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针对王明无限拔高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强调“不要把毛与马、恩、列、斯并列起来”,“我们还是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店好”。邓小平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荒谬地“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说只有毛泽东思想最好,马列主义不在话下”,“这表面上好像把毛泽东思想抬得很高,实际上是否定毛泽东思想”。并指出:“正确的解释是,毛泽东思想是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这些论述鞭辟入里,画龙点睛,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的根和源之所在,对于今天正确理解包括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仍有极大启迪意义。另一种偏向是把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创新理论看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背叛和抛弃,攻击这些理论,扣上所谓“修正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帽子,公然反对党的指导思想与时俱进,否定其马克思主义性质。这种观点更是十分错误的,必须旗帜鲜明地予以抵制和批评,不能让其谬种流传,蛊惑人心,贻害我们的党员、干部、群众和广大青年学生。(作者雷云: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浙江省社科联原主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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